为什么谣言常常比真相更容易“深入人心”？造谣传谣的人都在想什么？
1月1日，最引人注目的新闻不是跨年夜的浪漫，也不是新一年的愿景，而是一条关于新毒株的谣言。在后续的事实披露中，人们获知是一位非医学领域的普通人炮制了这条信息，但在那个时刻，它直接“助力”了多种药品的脱销。各个平台的网民都在广泛转发这条充满事实错误的信息，各路媒体则奔忙在辟谣一线。
假出天际的谣言怎样决定了人们的认知?我们是否有办法消减谣言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董晨宇接受了央视网《新闻+》栏目记者的专访。
央视网记者：为什么谣言常常比真相更容易“深入人心”?有些谣言一看就是假的，为什么还会有人深信不疑?
董晨宇：2018年发表在《Nature》上的一篇很有影响力的论文有一个很特别有趣的结论，我觉得可以说明原因。首先，谣言是不是确实跑得更快?这篇论文通过对社交媒体的巨大样本量的数据分析发现人们的确更愿意相信谣言、转发谣言，而转发辟谣信息的人其实非常少。转发谣言的人看到辟谣也不愿意再继续转发，这事其实就挺难办的。
为什么会这样?它给出的结论是新奇原则，就是谣言比真相更好看、更吸引人。谣言有一个天生的优势，它可以装点事实、包装事实，让事实变得和小说一样精彩。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讲，我自己不是特别喜欢“打击谣言”这个说法，当然谣言并不是没有问题，但是打击这个词它的对象应该指向制造谣言和恶意传播谣言的人。
央视网记者：回看很多谣言传播的路径，会发现人们有时不知不觉就成为谣言传播的帮凶，在转发谣言信息的时候，大家抱有什么样的心理?
董晨宇：谣言是非常复杂的，如果我们仅仅是打击它，可能很难达到一个很好的治理效果，因为我们忽视了人们在传播谣言时候的主观感受，要知道，传谣的人其实是有不同的动机的。
我们要打击的重点对象是恶意传播谣言，抱着经济甚至是政治目的传谣的人。
而谣言的第二种类别就是谈资，比如在饭桌上为了攀谈而聊起的八卦，这时候传谣的目的其实是我想拉近彼此之间的社会距离，让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谈论对象。
还有一部分人在传谣的时候寄托了自己的愿望。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相亲相爱一家人微信群里面传播的可能就很多都是谣言，我们希望某件事情可以达成，而别人告诉了我们达成的途径，让我们燃起了希望的火苗，比如吃某种食物可以治愈癌症，所以它其实反映了人们良好的愿望。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谣言跟立场和观点有关。在社会心理学中有社会判断理论，就是当我们遇到了和自身立场一致的信息的时候，我们更容易吸收并加以传播。相反，如果这件事情是一个我不太喜欢的人讲的，我就会排斥它。传播这种信息本身其实带给我们的是一种立场的强化。
治理谣言的困难就在于传谣的行为看似简单，背后蕴藏的社会心理因素是非常复杂的。
央视网记者：谣言常常出自不了解情况的人之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董晨宇：我们可以把传谣的人分为三类，第一种是完全不了解的，第二种是非常了解的，第三种是半懂不懂的。谁最不容易传谣?就是对这个领域特别了解的人。我们都有一个经验，对一个学科了解得越多越不敢说话，越知道自己的渺小，但是半懂不懂的人就会觉得学到个理论就想找个地方表达一下，这类人可能出于使用自己已有知识来解释社会的逻辑去传播信息，结果就导向传谣。至于完全不懂的人，其实他不在乎信息的真实性，只在乎它有没有传播价值，一味地吸引眼球，这样的人往往会造成更大的危害。
央视网记者：制造谣言的人是出于哪种心理，为什么他们可以自然而然地给出耸人听闻的信息?
董晨宇：对于传谣者的动机分析同样是非常复杂的，最直接的就是觉得他们不怀好意，想制造社会混乱或者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当然很多的谣言，我们会发现背后是有经济利益链条的，传播谣言是想使企业获益，甚至可能都谈不上企业，就是一个江湖骗子来攫取经济利益。
但是还有很多的谣言制造者是出于自身的恐惧。我们刚刚完成的一篇论文考察了1900年左右在中国发生的三次鼠疫中的谣言，我们发现在第一次鼠疫中制造谣言的就是很普通的村民。他们有商业目的吗?没有。但是他们很害怕，就编造信息，说鬼神降临来惩罚村子里的人了。其实受到恐惧的驱使，为现实发生的难以理解的事情寻找一种合理的解释。
在之后的公共卫生危机中，这类鬼神的谣言就会少很多，因为中国的医疗已经慢慢地和国际接轨了。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不能说制造谣言的人都是图谋不轨的，他们需要解决某些心理的诉求，平衡自己的心态，把一切都看做是应该发生的。
央视网记者：我们发现谣言有时会具备指导人们行动的力量，如何有效降低谣言的影响?
董晨宇：在强调普通人的谣言辨别能力之外，还有两点对于谣言治理特别重要。
首先是平台，在中国语境当中，谣言大部分是在社交媒体或短视频平台传播，那我们能不能去通过某一种技术的使用，让所有看过谣言的人同样能够得到辟谣的信息。平台是不是有义务在给谣言视频点赞、下载或转发的人的界面上为他呈现辟谣的视频，完成谣言传播到辟谣的闭环?这是可以通过算法做到的。
第二，从政府的治理来讲，在用司法手段打击恶意制造和传播谣言的人之外，对于那些并非出于恶意传播谣言的人的治理，涉及到社会信息公开流通的问题。
我们有个公式，什么时候人们特别容易传谣?第一，这件事很重要;第二，这件事事实模糊，它又重要，我又看不清它，这个时候谣言就会趁虚而入。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想要解决社会当中的一拥而上的跟风，我们首先要弄明白这个危机来自哪里，要怎么解决，再以官方的渠道传播出去，让老百姓能够看到。
谣言最害怕什么——是真相的公开，真相的公开和传播是打击谣言最好的方式。
